九、一八， 我的父亲、母亲

九、一八， 我的父亲、母亲

 

以往每年的九月十八日，我的父亲、母亲都要出去会会儿时的同学们，那天是父母亲的同学会日子。

 

其实，父亲、母亲和他们的同学们都不是什么正规学校的学生，而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所难民子弟小学，（这是我对它的称呼）它的全名叫战区儿童教养院。

 

事情还得从七十多年前说起，那时日本鬼子侵略了东三省，在芦沟桥发动了侵略的战火，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很快地东三省沦陷了，日本鬼子顺着铁路下来，进行大肆的烧杀掠夺，在南京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后，南下到了江浙一带。居住在杭城里的老百姓，为了生存，为了躲避日寇，开始了携妻偕子的大逃难。我的父亲、母亲也在家人的带领下，夹杂在逃难的人群中。

 

听父亲说过，那年我爷爷挑着担子，一头装着行李，一头坐着我的小伯伯，手牵着我父亲，跟着逃难的人群急匆匆地跨过了钱塘江大桥。当他们到达对岸的第二天清晨，身后的钱塘江大桥就断了，这是桥梁的设计师茅以升为了阻挠日寇的侵入，动手炸毁了他亲自设计、亲手建筑的大桥，这是一九三七年的事。没了后路的难民在乡下开始了定无居处、食无饱餐的流浪生活。

 

日寇的侵略，政府的腐败，激起了社会上一些开明人士的激愤，于是出钱的出钱，出力的出力，开始了一些救国抚民的工作。当时浙江有一位督军叫吕公望，是浙江永康人氏，看见如此多的难民涌入乡下，无依无靠，于心不忍，出资创办了一所难民营，建立了赈济难民染织布厂，收留了大批从城里来的人们，于是我的爷爷，我的外公辈们就成了布厂的工人。而他们的那些不足十二岁的孩子们被送到学校，手抱的幼儿送到幼稚院。我的外婆和大姨娘在幼稚院当了保姆，我的父亲、母亲就来到难民子弟小学，也就是战区儿童教养院当了学生。那年父亲十一岁，母亲十岁。

 

那时候给父亲、母亲和他们的同学上课的是那些逃亡的青年学生，二十几岁，血气方刚，忧国忧民，因此我的父亲、母亲接受的都是抗日救国的道理，唱的都是抗日的歌曲。当我和我的兄弟姐妹还很小的时候，就对那些抗日歌曲耳熟能详了。什么“高梁叶子清又清，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什么“鬼子来了无奈何，我象小鸟一样回不了窝......”，还有“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等.那时父亲、母亲还年轻，有时他俩聊着聊着说起往事，就会情不自禁地哼唱起来，一个低沉的男中音，一个尖细的女高音，让儿时的我和兄弟姐妹记忆犹新。

 

母亲还会告诉我们，那时他们的衣服穿的很象新四军，夏天是统一的草绿色，冬天是蓝灰色，头上戴的是八角帽。很多时候，他们的老师会常常带着他们这帮年纪稍大的同学出去宣传，上街表演话剧，“放下你的鞭子”是父亲、母亲当年演的最多的节目。

 

这种还算稳定的日子也只过了二三年，时局开始逼紧。我的父亲、母亲和他们的同学们常常会在半夜里被老师叫醒，担着担子，一头是书包，一头是行李，开始逃亡。最可怜的是那些比父亲、母亲还要小的同学，时常会走着走着，然后一头倒下，趴在路边就睡着了。这时他们的教师会从前面或者后面赶上来，手拿一小鞭子，哗的一下，打在小同学身上，一阵疼痛，一阵激灵，那些小同学很快从地上爬了起来，担着书包，摇摇晃晃地上路了。这样的情况时不时地发生，因为他们太小了，如果不是这样，就快就会拉下队伍丢失的呀。

 

有一年，父亲、母亲的学校碾转来到了永康一个叫潼琴（音）的镇上，当时那里曾驻扎过一支军队。在父亲、母亲的学校到达的前一天，军队离开了，可有部分的家属仍住在镇上。母亲、父亲的学校就住在镇子的外围一个大祠堂里，和镇子还隔着一条河。被学生们称作团长的校长就住在一个隐在小竹林里的院落里。也不知当时是不是有汉奸？看见这么一大群头戴八角帽的青年、少年们，又有一位团长级的人物，于是敌机就马上来了。当时母亲、父亲和同学们刚安顿下来准备吃饭，天边就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老师们吹起了集合哨，我的父亲 、母亲及同学们丢下饭碗，抢收了晾在外面的衣被，躲进了大祠堂里。

 

炸弹很快地在镇上爆炸起来，咣当轰的爆炸声此起彼伏，还不时夹杂着机关枪的哒哒声。当时那祠堂里藏着学校的五百多个学生和员工。一位姓金的体育老师手拿一根手腕般粗的木棍子，死死地守在大门口，如有那位胆小者想出去，他必将一棍子打将下来，吓得众人谁也不敢妄动一步，乖乖地躲着不敢出声。

 

我那大姨娘在飞机来时偏巧跑了出去，躲在祠堂前的牌坊后面，敌机机关枪一梭子打了过来，打在那牌坊上，留下了一长串深深的弹痕。一位保姆躲在庙前的大樟树下，一颗炸弹丢了下来就在他的头顶，被撂在树杈上，幸亏没落下才保全了性命。

 

可那镇上长长的一条街却没有那么幸运了，房屋被炸塌了，小竹院被夷为平地。炸弹从街的这头丢到街的那头，又从那头返回到这头，街上到处是弹坑，到处是炸飞了的断腿断胳膊，还有那血淋淋人的内脏被炸的飞到树上挂在那里。

 

轰炸过后，有象我父亲那样的好事者竟跑到镇上去瞧热闹，那惨不忍睹的场面，让父亲和他的同学们看的心惊肉跳，腿脚发软，傻呆了。以至于后来的逃亡路上，只要一听到有嗡嗡响声，就马上条件反射，丢下背包，作鸟兽散，处处寻那可以藏身的树众和石堆缝隙。有一回，父亲和他的好友躲在一条阴沟里，尽管俩人背对背用脚抵着沟壁，待上来时身上还是叮满了蚂蟥。

 

永康是吕公望的家乡，当时在那附近有着十几个难民布厂。轰炸过后，布厂开始了南迁，我的外公和舅舅随着布厂来到福建一带。也不知怎的，去那里的很多人都传染上了一种怪病，不是烂脚，就是烂手，要不就是发烧，腹泻拉肚子。我的外公和舅舅也无一幸免，双双染病，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客死他乡。（现在看来，肯定是日本的细菌战。）父亲、母亲的同学中有不少的家长也在此列队伍中，因而有许多的同学从那时起也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孤儿了。

 

这样的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的日子过了三年左右，来到了金华，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这学校也被国民党接管了过去，变成了贫儿院，教的东西也远离了当初救国抗日的宗旨，生活也每况日下，渐渐成熟了的学生开始不满当时的状况，于是有人偷偷地逃离了贫儿院。我的父亲因为得了疟疾被接了出去，我的母亲因为外婆在幼稚园，也开始背地里策划，阴谋逃离。母亲每天临睡前，必把洗脚水倒在门槛上，去浸泡那门臼。终于有一天晚上，那门打开时再也发不出一点声音后，母亲逃出了学校，会见了在外接应的大姨夫，回到了家人的身边，不久也随大人们离开了金华，开始了新的为生计而奔波的生活。

 

许多年过去了，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社会上开始流行同学会、校友会。母亲、父亲的同学中有一两个有心人开始了多方的探听和联系，终于联络了三十几个人，来了一次见面。少年时的天真同学，如今都已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了。母亲、父亲说起当时的情景总是激动万分，感叹万分，热泪盈眶。他们一致决定把九月十八这一天定为开同学会的日子，来记念他们那一段苦难的历程。

 

如今这一帮老人都是八十高龄的人了，身体的衰老使他们病得病、去的去了，就是我那父亲也离开人世有七八年了。腿脚的不便让小辈儿们不放心老人单独外出，近两年这每年一次的同学会也从室外碰面变成了电话问候。

 

只是我的母亲每每到了这一天，总会不知不觉地冒出几句话来，讲述几段旧时的回忆。我知道没有老人们的讲述，这段历史也许会随着老人们的一个个的离去，而被悄悄地带入坟墓。我也知道这儿时的回忆对母亲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这里不光记录了母亲的少年时代、学生时代，也记录了母亲、父亲的六年同窗同学生活。

 

父亲、母亲的这一经历是我们的老一辈在深重的民族灾难生活中的苦难历程。它是发生在浙江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让我们牢记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犯下的罪孽，让我们牢记“九、一八”这个国耻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