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崔长征路上受伤严重掉队

　　“如果我要回到《实话实说》仍然可以，那些谈话节目对我来说驾轻就熟，但我不想再做这样讨巧的事……”日前，记者在贵州省遵义市专访了正在《我的长征》节目组的崔永元，身为《我的长征》发起者、代言人，以及总指挥、总协调，他给记者详细谈了自己之所以放弃《实话实说》，转而做《电影传奇》乃至《我的长征》这样费力而不讨巧，也很难马上立竿见影收到功效的事，他认为自己正在做的就是坚持媒体的教化责任，“现在太泛娱乐化了，大家都不做，那我就来做，就算不能立即收到效果，我也要喊几声，做个姿势……”

　　喜忧参半 宽容对待

　　声音：“这说明他们的行走能力都过关了--毕竟大部分都是普通人，除了一两个是运动员、驴友之外，其他都是城市市民，普通人。

　　“目前队伍的情况有几个方面，”他说，一是走路，开始以为减员会很严重，但头一个月只减少了两个人，而且都是因伤不得不退出（马存景大姐和刘少东都是压缩性骨折），在过雪山草地那段，他以为至少会减少10个人，但一个人也没主动退出。但是他说，也有没达到目标的地方，团队状态还没有完全出来，互相的关爱、宽容都还不够，还得有耐心帮助他们调整。二是历史感，走到这条路上，至少应该对红军精神有所热爱，对这段历史有所热爱，但实际上还是充满了争议和讨论，比如是否该拜祭红军烈士墓的问题，当然这些是不同年龄段不同人的看法问题，他也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但他可以宽容他们，“毕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态度和看待问题的方式方法。”三是社会活动，“公益和访问不可能拖得太满，也不可能完全从头做到尾，很多事情上我们只是开个头，然后把钱给他们。”

　　关于自己为何没有跟随队伍徒步前进，崔永元说，他其实是很想跟着他们走的，但在井冈山，他的右脚受伤严重，每天最多只能走15公里，“这是没办法的事。”而太多的其他事情还需要他去处理，比如协调各方关系、搞节目赞助经费、审查节目，甚至调解队员纠纷以及调整工作人员状态也需要花很多时间。所以实际上现在他经常只在要出镜时才会到队伍里去。

　　“目前其实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时期。”崔永元说，由于要避免大雪封山等原因，队伍提前过了雪山草地，于是队员们在心理上就完全放松下来了，他说，其实最困难的一段还没来，有这方面的历史专家告诉他：金沙江、大渡河才是最难走，最危险的路段，才是真正的考验。“现在这种掉以轻心的状态很容易出问题。”他说，另外，虽然大家都还能走，其实是伤兵满营，很多人不同程度有伤。所以下一阶段可能专门会请心理专家进行辅导，以便引导大家更好地走好下面的路程。

　　25名成员 缩影社会

　　声音：“我认为这就是一个社会学样本，跟随机抽查一般。也许你们看到的是25个队员在走（之前有两人退出），而我看到的可能是2500万人，甚至是2亿5千万人，甚至就是全国人的缩影在走。”

　　在保障上，节目组最大的目的是要保证队员的生命安全。但实际上，除了每人一份商业保险以外，其他的保障都只有工作人员来做和让队员多加小心。比如在翻雪山时，前两座雪山都有路可以上去，汽车可以跟，崔永元就很放心，但后来的三座雪山没路可以上汽车，能做的就是找来马帮全力做好后撤准备，“幸好没有出问题，否则我怎么跟他们的家人交代啊？！”

　　有人说队员现在跟国宝似的，保障那么充分。“其实这和我们的时间紧，没法开展更多的训练，只能在工作中边走边训练。”崔永元说，现在只是要求他们走好路。而队员们也是接受了一些考验的，在过草地时，只给了他们每人50元钱，要负责7天行程中的吃喝。试验的结果发现：好的一面是个别组的队员能够团结，大家都能吃上饭，但不好的是，团结的只是个别组的几个人，这几个吃饱了，另外小组的人却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饱饭，而吃饱了的小组却不会去帮饿着的小组。“他们的大团队精神还需要加强。”他说，“我有信心把他们带成一个真正的团队。”

　　崔永元说，在“长征”过程中总的来说状态还是不错，没有人主动退出，互相之间有感情。他们之中大多是独生子女，平时很少会帮助别人，就像旗手张浩然，走了快3000公里的路程，确实不是容易事。但崔永元看到他不仅把大旗扛了下来，而且路上还主动缝旗子--他在家可能连袜子都没缝过，这就是磨炼带来的进步。“现在的舆论环境很差。你做点什么，总有人来骂你，这让队员们很恼火，但我教他们面对批评也是一个磨炼过程——我也是被骂出来的。“他说，现在大家都逐步适应了，学会了自己做事而不要管太多，学会了像公众人物去面对压力。

　　活动结束 欢迎查账

　　声音：“关于钱的问题，我们分得很清楚。不能犯事--这么大的一个活动，我们要力求做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希望将来活动结束的时候，有关部门对我们进行审查。给大家一个清楚的交代。”

　　“现在情况挺好的，我们的活动，一路上都吸引人来参加，这就足够说明问题了。”崔永元说，现在《我的长征》的公益活动安排很满，一般来说，沿途地方上想请他们做公益活动，都要提前一个月才安排得过来。而对于网上不少负面评论，他不愿理睬：“一般都是合作不成的，或者没参加成的，就来乱说，那是报复和不满的心理。”

　　崔永元说，《我的长征》活动赞助商明确用于公益的资金都是打入了专门的基金会（青基会）组织账户的。他们沿路已对9座无名烈士墓进行了重修，对泥石流、洪水灾区也进行了支援。“在资金上我们也曾遇到过困难，当时也没想到会出现那么大的费用。”崔永元说，以前只考虑到冠名权拉赞助等方式，哪想到投入会有这么大：仅仅是购买设备，就投入了600多万元。此外，还有大量的工作人员和车辆，花销也很大，所以开始资金有点吃紧，他不得不去抓紧拉赞助。他甚至还开玩笑说过：只要人在，哪怕是讨口也要把长征走下去。“现在我们都坚持了过来。”他说，“我有信心把这个节目做成一个经典。”

　　不再讨巧 甘心做“病人”

　　声音：“我挺喜欢这个称呼的。”他说，自己总是想改变一些什么，但改变世界显然不现实，所以就努力改变与自己接触的人和通过节目影响更多的人。

　　“我认为这是一个一流的好节目。”崔永元说，节目组带着队伍不仅录制了节目，而且一路做了那么多好事，是一种很好的状态，而他们用全程记录的方式，其实是实现了一次“电视长征”--这是从来没有干过的事情，对将来的电视制作很有启发意义。

　　“现在的电视节目太泛娱乐化了，抄袭的，一来就让你抹眼泪的，动不动就戏说的，太多了。我不知道究竟有什么意义。”崔永元说，他比较保守，“我始终认为媒体有教化功能，而不应该泛娱乐化”。他说他知道做的这些事不讨好也不讨巧，就跟《电影传奇》一样，开始反应也不怎么样，“但是现在它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有那么多资料馆，包括国外的都想来买这些珍贵的带子：要知道这里面50多个老电影人，都去世了。我在他们生前最后留下了他们的资料，这是多么珍贵！”他说，现在做《我的长征》已经采访的70多位老红军，最小的80多岁，最老的已经超过百岁，这些珍贵的记录也必然是宝贵的财富。他说，之所以说不讨巧，是因为做这些事太费力，而如果他现在要回《实话实说》仍然能回去，那些谈话节目他仍然驾轻就熟，但他觉得那样做没意思。他说，之所以做费力的事情，因为现在有一种紧迫感，“在电视这个行当，我现在已经过40了，估计我的电视生涯还有5到7年就结束了。我们想到什么，就特别想尽快把它做出来，免得将来做不了了给自己留下遗憾。”

　　“开始只是形成了一个粗线条。”崔永元说，考虑到长征胜利70周年，肯定各媒体都会做，用什么方式最好？莫过于徒步走一遍--可能这会特别苦，也特别让人疲劳，但想想长征的真实历史，那时的红军战士更苦。“我觉得最好的教育方式莫过于实际的体验。”

　　对“病人崔永元”这个称呼，崔永元认为大部分这样说他的人和媒体都是善意的，“没有人会太缺德拿病来涮一个人”。而更深一层，他认为理想和现实的距离确实太远，自己干了那么久还是显得“不上路”，所以“病人”反而成了他和别人的区别符号。他说，现在到处充斥的麻将、纸牌以及塑料袋--好像没有城市和乡村能够避免，而大家都习以为常，但他却看不下去，老是要骂，要批评，于是别人就认为他有病。“这肯定不是最好的状态，既然看到了就要喊几声，做个姿势，管他起不起作用。”崔永元说，看到那么多人声色犬马、纸醉金迷，而对现实麻木不仁，他实在不能认同这是有质量的生活，所以宁愿做一个显得有点怪的“病人”，“总不能什么事都要中央发个文件，才能把事情办好吧？！我认为干事情还是应该有一些温和的方式，我希望能够影响大家意识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