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松花江水污染状况没有改观，即便有一天老工业基地振兴了，GDP高高地上去了，也只能算是个失败的教训”。在5月10日召开的松花江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会议上，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作出这一表示，并提出松花江流域污染防治规划全面启动，让松花江休养生息。
事实上，在“声声严令”之后，是中国江河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化和普遍化。国家林业局曾表示，中国江河中有70%遭到污染。以长江为例，日前发布的《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显示：长江干流存在岸边污染带累计达600多公里，干流60%水体遭遇不同程度污染，危及沿江500多座城市的饮用水。
由此看来，中国绝非仅仅一个松花江存在江河污染问题，也绝非仅仅一个松花江需要严厉的监管与处罚措施。松花江水污染防治只是全国江河污染防治的一个开端。值得欣喜的是，国家环保总局已明确表示，松花江治理积累的经验将逐步应用到其他江河流域。
从环保总局公布的松花江水污染治理的诸项政策来看，综合考虑了行政手段、经济约束以及人文特征等多方面因素，政策的布局和约束考核机制基本完善。加之环保总局把松花江作为全国水污染治理的首抓典范，因此，其未来治理结果理当会令社会各界充满期待。
但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未来松花江污染治理的确卓有成效，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简单地认为，未来祖国南北的“山青水绿”都可期待。因为伴随着江河污染治理工作在全国范围的推广，各地的地方政府都将面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孰为先”这道选择题目的考验。对于很多地方政府而言，这道选择题未必容易选择。而这恰恰成为了制约江河污染治理在全国范围推广的瓶颈。
历史上淮河污染治理的案例可资为证。淮河治污曾历经10年努力，各方投入达到数百亿元巨资。然而2004年7月，淮河却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污染团，形成150多公里长的污水带，使得10年治污成果化为泡影。总结淮河治理的经验教训，其核心问题就在于地方政府的经济利益与环保目标相互掣肘。在淮河污染治理中，上下关系并没有形成良性互动，地方政府出于自身经济利益(比如财政税收因素)的考虑，往往与排污企业的经济利益一致，最终导致环保约束措施仅仅是流于形式，淮河治污行动功亏一篑。
因此，当环保总局的江河污染治理措施由“典型”转向全国推广，除了要完善既有的考核惩处制度，还必须解决监管机制的落实问题，也就是要形成以江河流域地理特征为管理范畴，同时又超脱于地方政府经济利益的约束机构。
在这一问题上，美国的田纳西流域管理局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和经验。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了对田纳西流域的自然资源进行综合开发，美国国会通过了“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法”，成立了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授予该局相当大的权力。在管理人员的组成上，该局的董事会由总统直接提名，国会通过后予以任命，直接向总统和国会负责。同时成立由各方代表组成的“地区资源管理理事会”，对该局的权力予以监督和约束。这一有效的监管措施最终成为田纳西水域治理的良好体制保障。
中国江河流域防污治污已迫在眉睫，但污染防治的目标当立足于长远。因此，江河流域“防污治污”的机制建设要优于政策规划。
